关于称重仪治超若干问题的思考2013/07/30

　治超，一个被简称的词语（治理超限超载），一个纠结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如同治超的实践，从未停止过，它已然成为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沉重话题，纠缠积压在人们心上，就像重型车辆大行其道，对公路的碾压一样，从未让人轻松过。

　　本人作为一线治超工作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特别是当下超限超载“重灾区”（省道202线涵江段）一番“水深火热”的亲身经历，对其“工作之难”、“责任之重”、“压力之大”、“破解之迫”，有了更深的感触、体会和思考，正是“重压”之下反弹出的“反思反省”。本文的标题就是从路政管理的角度思考之后的疑问，是“压”出来的一些所思所想的集中概括，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路政管住了吗？二是路政管得了吗？三是路政管不了吗？

　　思考之一：路政管住了吗？

　　用一句话来回答：超限超载运输远未得到遏制，而路政则是孤军奋战，孤掌难鸣，顾此失彼。

　　纵观我国公路治超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治超起动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00年以前）。交通部于1989年底颁发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治理工作一年后终止，《规定》停止执行。1997年7月，《公路法》颁布实施，超限超载运输管理首获法律保障。各省随即掀起又一次大规模“治超”高潮。第二阶段：集中治理阶段（从2000年至2008年）。2000年4月，经过完善的新《超限运输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施行，从当年4月起再次对车辆超限超载进行治理。公安部门也从2001年5月开始，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治理活动。2004年6月国家九部委联合开展集中治理超限超载。2006年以后全国许多省市结合计重收费，逐步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治理超限超载。第三阶段：建章立制阶段（2008年至2010年）。李盛霖部长提出：在三年集中治理的基础上，从2008年起，再用三年时间，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构建治超工作长效机制。客观地说，经过三个阶段20多年的治理，成效显著，从莆田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一是大规模、普遍性、严重超限超载已经得到了初步有效控制。二是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出台了政策、措施，开展了综合治理工作。三是治超执法部门、人员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逐步掌握了超限超载出现的地域及其规律性，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工作程序。

　　但是，不得不承认，超限超载，年年治，时时抓，但却屡禁难止，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仍是一“痼疾顽症”并未得到根治根除，成了政府、社会，特别是公路交通部门心中难以抹去的“伤痛”。可以说，路政治超是越治越难，主要表现在：一是巩固难，易反复。整个治超历史几乎都贯穿了同一的治超模式：问题愈演愈烈，路政部门紧急出动（孤军奋战）—各级领导及部门高度重视—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活动—收到一定成果—大力宣传—松懈—路政又陷于独家行动（孤掌难鸣）—在某条线、某个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造成顾此失彼。治超工作总是陷入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循环轮回的“怪圈”。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模式虽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取得成效，但是，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是巨大的。行政成本高昂，最直接的后果是挤占了长期开展工作的经费，造成后续工作动力不足，加之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存在的不完善的因素，反而放大了被治理问题的破坏性。二是取证难，拒配合。按照执法程序要求，对嫌疑车辆进行拦截后，必须做称重检测，为实施处罚取证。但是，经过长期“锤炼”的车主、驾驶员，发现路政部门在执法手段、措施以及设备等方面的缺乏和不足，同时也了解了一些法律知识，掌握了一些执法规律、寻找到执法漏洞，于是在执法人员要求车辆过磅时就出现了诸多拒不配合，甚至抵制、干扰、破坏的行为和现象。值得关注的是，在“暴力抗法”仍时有发生之外（或者说潜伏诱发因素，一俟执法力度增强，矛盾激发即爆发），执法人员遭遇的是大量“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和行为，如，不予理睬或软磨硬缠拖延；聚众无理争辩、谩骂；威逼利诱执法人员；利用夜深天黑冲关、或在远处躲避等待，观察执法人员疲乏劳累之时见机冲关，更有甚者公然冲关闯卡；而托人情、找关系更是屡见不鲜。三是坚持难，缺后续。短期集中执法是可以实现的，但难以长期坚持。尤其在人员力量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必须保持每天24小时不间断路面巡查和执法，对早已是疲劳作战的治超人员的忍耐性是一种极大的考验；部分惯于伺机行动的运输经营者利用执法盲区和漏洞，肆意妄为，对执法人员的依法履职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路面执法人员虽然从事的是高难度、高风险的治超工作，实则工作的技术含量不高，时间一久，顿觉乏味枯燥，而这样的工作周而复始，不知所终，消磨的是一线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在这种工作上、生理上、心理上以及精神上的多重考验和压力下，人员思想极易产生消极以致抵触情绪，造成队伍不稳定，后劲不足，后续工作难度增大，给治超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思考之二：路政管得了吗？

　　以目前的基础和条件，回答这个问题，四个字：困难重重。

　　现实的情况是，超限超载运输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在道路运输秩序上的一种反映，已经由一个交通问题上升成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尚未消除，长效机制远没有健全完善，治超工作向纵深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也给治超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主要表现在：一是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关注点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快建设上，有时也容易放松对治超工作的领导，行动不坚决、措施跟不上；二是随着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政策的实施，国家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启动了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些地方沙石、钢材、建材等运输任务繁重，重型车辆增多，治理压力增大；三是成品油税费改革虽然对于消除超限超载利益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的逐步取消，也容易出现超限超载车辆增多的情况；四是“绿色通道”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实行“三不”政策，也容易使一些农产品运输车辆以假充真、故意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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